三大厂内存涨价7倍背后:三星SK海力士美光遭遇反垄断诉讼
一个消费者把账单拍上了法庭
2026年11月14日,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份20页裁定书打破了存储芯片行业维持两年的默契。
法官诺埃尔·怀斯驳回了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联合提交的撤诉动议,裁定这起针对全球DRAM龙头的集体诉讼继续推进。三方必须在12月7日前提交正式答辩状,而在即将到来的证据开示阶段,它们可能被要求交出内部产能排期表、高管往来邮件和会议纪要。
案件的起点很朴素:一名住在加州帕萨迪纳的普通消费者马克·加西亚在Amazon上买了内存条,觉得贵得离谱。他与另外16名原告——包括从Micro Center购买零件的DIY玩家,以及因内存零售价暴涨500%而生意停摆的佛罗里达装机小店——一起委托律所提起了这起集体诉讼。
起诉书共118页。第一份证据是购物小票。
18个月的账本:从谷底到天价
起诉书的核心指控直指一个反常数字:普通DRAM合约价格在18个月内暴涨697%。
这个惊人的涨幅并非凭空捏造。根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及Bloomberg Law的报道,涉案周期内,低端规格如4Gb DDR3/DDR4芯片的价格在2022年10月触底——当时全球消费电子需求疲软、库存积压严重,部分芯片跌至个位数美元的“地板价”。随后在2023年至2024年间,AI服务器对高端HBM的需求爆发式增长,导致代工厂将成熟制程的产能大量向HBM倾斜。供需错配之下,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标准DRAM反而变得稀缺,合约价一路攀升至50至60美元区间。
粗略计算,从约8美元涨到58美元,涨幅恰好在600%-700%之间。这个数字并非虚构,而是反映了特定规格产品在极端供需失衡下的价格轨迹。
但为什么一个消费者会被卷入如此巨大的产业链波动?因为在这轮涨价潮中,整个终端设备成本体系都被迫重新定价。
三巨头联手了吗?起诉书写了什么
原告指控的核心逻辑是:全球前91%份额的三大DRAM供应商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多个时间节点采取了高度同步的行动。
起诉书列出了几个关键时间轴。2025年第二季度,三大厂商不约而同地关停或大幅削减面向普通PC市场的DDR4产线。2025年末至2026年初,三星和海力士几乎同步停止向二手市场出售旧款DRAM制造设备——这一举动直接堵死了中小厂商通过翻新设备扩产的可能。2025年12月3日,美光关停了其面向消费级的英睿达(Crucial)品牌,而同期其他两家并未扩大消费级供应来填补这个缺口。2026年1月,三家在同一个月上线了内容完全一致的“客户审查机制”,锁死了现货流通渠道。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行动之间的协调程度是否已经超出行业常规的商业判断范畴。
起诉书中还提到一组细节: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一个季度内,将卖给谷歌、微软等云服务商的服务器内存价格提高了60%-70%。这意味着,即便在AI浪潮推高数据中心需求的背景下,涨价幅度也可能远超正常成本传导的合理范围。
谁来买单?终端设备的“隐形通胀”
这笔溢价最终流向哪里?答案是所有依赖存储芯片的终端设备制造商。
以电视为例。存储芯片在电视BOM(物料清单)成本中的占比从此前的2.5%-3%,悄然攀升到了6%-7%。对于一台售价数千元的智能电视来说,存储成本翻倍意味着整机利润率被压缩——除非终端售价跟着上涨。
家电行业的数据印证了这个趋势。2026年双十一期间,家电线上整体销售额同比下降了约14%,传统品类普遍承压;而同时,A股家电板块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了8.5%,毛利率仅为24.3%。上游存储芯片成本的快速上升,叠加终端价格战的持续消耗,让家电厂商陷入了“量缩价降利更薄”的困境。
普通消费者可能感受不到DRAM合约价的暴涨,但当新买的手机卡顿加剧不得不提前更换时,这台新设备的成本结构中,确实多出了一笔原本不该存在的溢价。
中国玩家的破局尝试
在这场由三大巨头主导的定价游戏中,中国的存在是唯一的不确定性变量。
长鑫存储(CXMT)和长江存储(YMTC)正在加速追赶。2025年初,长鑫给出了一条令人意外的底线价格:32GB DDR4模组138美元——仅为当时国际市场300至400美元均价的三分之一。这条破盘价直接冲击了三巨头的定价自信。
摩根士丹利的研报明确指出,“中国供应商进入消费级市场带来批发价格下行压力”是终结三巨头超额利润的核心因素之一。长鑫存储2026年一季度营收508亿元、归母净利润247.62亿元、同比增长1688%的数据也显示,这家中国企业正在快速攫取消费级市场留下的空白。
但同时也要看到矛盾的一面:如果反垄断制裁最终落地,三大厂的产能策略被强制约束后,全球供给弹性有望恢复,届时存储价格回落反而可能压缩中国存储企业的短期利润空间。这是一个典型的“短期受益、长期承压”的逻辑。
接下来的三个观察点
这篇反垄断诉讼最值得关注的不是一审判决本身,而是后续走向对全球存储供应链格局的实际影响。以下三个指标值得跟踪:
其一,证据开示阶段能否拿到“铁证”。 12月7日前三方的答辩状只是程序性动作。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是证据开示阶段的内部文件——高管邮件、产能决策会议记录、甚至竞品间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如果原告方在这些文件中找到确凿的协调证据,三巨头面临的赔偿规模将从数十亿美元膨胀至百亿美元级别。
其二,中国存储产能释放的速度。 长江存储武汉三期已于下半年启动建设,达产后总月产能将冲向50万片晶圆。一旦这部分产能转向DRAM领域并顺利量产,将实质性改变全球供需结构。中国企业的产能扩张节奏将成为判断未来两到三年DRAM价格走势的最关键先行指标。
其三,国际买家(尤其是中国终端设备厂)的成本转移策略。 当存储成本占比从3%跳升至7%时,终端企业是否有足够议价能力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还是只能自己消化?这取决于下游行业的竞争强度和品牌的定价权。对于苹果、华为、小米这类拥有强定价权的头部品牌而言,内部吸收的空间相对更大;但对于白牌和低端机型,终端涨价几乎是唯一选择。
存储芯片市场的故事从来不是简单的供需周期。在这个由三家企业掌控全球九成以上份额的寡头市场中,每一次产量调整、每一段被删减的高管对话,都在直接影响一块芯片的价格,进而间接影响着每一台手机、每一台电视、每一块服务器的出厂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