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43亿换补贴2400万：税务通报揭招商乱象

“数字繁荣”背后的财政黑洞

10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集中公布了3起纠治“开票经济”涉税案件的核查情况——这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偷税漏税，而是一套完整的政策套利玩法：企业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通过虚开发票、虚假投资等手段，从地方政府手里骗走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

其中一案最为惊人：江西南昌一家名为芝麻开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20年通过税收返还协议被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引入，当时承诺“年实现开票金额预计10亿元，缴税不低于1000万元”。然而此后该企业实际违规代开发票金额高达43．4亿元，是当初承诺的4倍多，其中违反江西省规定开具砂石、水泥、混凝土等品目发票5．9亿元，最终获取地方财政奖补合计2407．51万元。

这揭示了一个此前鲜少被公开讨论的利益链条：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数字好看”，通过财政返还和税收优惠吸引企业落户，而企业则利用规则漏洞，以开票金额而非真实产值作为考核指标，套取巨额补贴。

三种套路，同一个逻辑

税务部门的通报呈现了三种不同的作案手法，但底层逻辑高度一致——都是利用地方招商中的政策奖励机制，在无真实交易或贸易循环中人为做大销售规模。

第一种套路出现在广西南宁。南宁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2023年到2025年，利用虚假资质获得多个地方国企的生猪购销业务，依托国企合同“背书”和盗用屠宰证等手段，骗取数电发票额度，累计对外开具发票金额近88亿元，同期取得发票约22亿元，绝大部分购销业务均为虚假的生猪交易。

更隐蔽的是其操作方式：轩鹏公司将自养的猪卖给地方国企，再由国企转售给一品担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轩鹏公司实际控制人覃应宁控制——最后再卖回给轩鹏公司本身，形成一个封闭的虚假贸易闭环。合作初期，轩鹏公司刻意营造“业务真实、资金及时回笼、稳定获利”的样板交易来取得国企信任。正常合作后，则以“急需预付生猪采购款”为由，诱使地方国有企业向银行提前支付货款，并将资金挪作他用。

当金融风险暴露时，覃应宁失联并逃往境外，导致参与交易的多家国有企业资金无法收回，仅其中一家的经济损失就高达6000万元。

另一种套路更加直接：以云南红河州的李虎森为首犯罪团伙，在2023年至2024年成立森茂红河电子有限公司，在无真实业务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接受虚开20份，价税合计2739．97万元。他们通过虚假投资、伪造业务假象，骗取地方政府生产设备购置补贴政策，累计骗补1000万元。2025年9月税务部门追缴税费款并处罚款共计199．14万元，今年3月法院一审判决主犯李虎森犯合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4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

谁在为“数字繁荣”买单？

这三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特征：受害方的不只是国家税收，更是那些坚守合规经营、拒绝投机取巧的企业和地方财政。

先看受影响的国企。轩鹏案中，参与相关交易的广西地方国有企业面临巨额损失。其中一家直接经济损失达6000万元，其他几家也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这意味着，原本希望通过引进企业带动本地产业布局的国企，反而成为了造假者套取银行贷款的资金池。而在南昌案中，江西赣江新区税务局对24人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撤职等处理，南昌市纪委还在继续查办经开区相关人员涉嫌违规违纪的行为——这说明问题已经深入到基层税务机关甚至地方政府层面。

再看合规企业的处境。一个地区一旦出现大量通过“开票”而非实际生产来获取政府补贴的企业，必然会在两个维度上形成不公平竞争：一是获得了真金白银的财政返利，降低了运营成本；二是通过虚增开票规模制造出“业绩优异”的形象，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其他政策支持。相比之下，老老实实做实体生产、照章纳税的企业反而在成本和资源获取上处于劣势。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开票经济”被称为“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根本原因。

“招商卷数字”的游戏还能玩多久？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开票经济”是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长期以来，部分地区把招商引资的核心评价指标简单化为招商引资额、开票金额、固定资产投资等可量化的“政绩数字”，而忽视了项目的真实盈利能力、就业贡献和产业链价值。

在这种考核体系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惜用超越权限的税收返还和财政奖补来吸引企业，而这些企业一旦入驻后发现当地的管理相对松散，便可能变本加厉地扩大套利空间。南昌开发区与芝麻开门公司的协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地方政府主动约定“年开票金额10亿元”作为条件，本身就说明招商环节已经将“开票”而非“生产”放在了优先位置。

后续影响：企业该怎么办？

对于关注政企关系和投资环境变化的企业家而言，这三起案件的信号意义大于个案惩戒意义。它表明中央正在系统性清理违规招商行为，短期内可能让一些依赖税收优惠的地区失去招商引资吸引力，但中长期看，这将倒逼地方政府从“政策套利”转向营商环境优化。

未来企业在异地投资决策中需要调整评估框架。过去很多企业会优先考虑哪个地方给的税收返还比例更高、补贴门槛更低，这种选择逻辑将逐步失效。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更重视当地的要素成本、产业链配套效率以及政府治理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对于那些习惯于靠政策套利生存的企业而言，合规税务筹划将成为刚性需求，而不是可选项。

值得关注的三个指标将决定这一轮整治的实际效果：第一，被点名地区的同类问题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自查清退，如果波及面广，说明问题已非个案而是系统性顽疾；第二，后续各地招商引资的核心评价指标是否真的从“规模导向”转向“质量导向”；第三，受损的地方国企能否追回损失，以及相关责任人除纪律处分外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