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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金信备(2021)5号】

2026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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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惠誉罕见联手,中信中金三大头部券商迈入国际“A”

近日,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极少在中国证券行业出现的大事: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罕见地采取了一致行动。穆迪(Moody‘s)将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以及中金公司的长期发行人信用评级从“Baa1”一次性上调至“A3”;惠誉(Fitch)则首次授予这两家机构“A-”的主体评级;标准普尔也在9月份做出了相应调整。加上这一系列同步动作,标志着中国本土头部券商正式获得了国际资本市场的顶级信任背书——这在历史上是中国券企首次集体拿到如此高的国际信用评级。

这不是简单的纸面荣誉。对于动辄管理数千亿资产、深度参与跨境业务的金融巨头而言,一张“A级”信用证书意味着在国际债券市场拥有了更低的利率议价权,以及在海外大规模并购时的资金筹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进入了新阶段。

打破天花板:为何是现在?

长期以来,虽然中信证券等机构在国内的营收和利润稳居前列,但在国际评级视野中,它们大多停留在“Baa1”或“BBB+”这一中等投资级区间。这种内外有别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源于不同市场对这些机构的盈利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考量差异。此次集体跃升至“A”级,其底层逻辑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首先是中国金融机构资本实力的硬核算底。经过近年来的增资扩股与利润留存,头部券商的净资本规模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以中信证券为例,其单季债券承销金额高达5755.46亿元,独占全市场8.59%的份额。在2026年三季度约6.7万亿元的庞大债承市场中,前五大机构合计占据了34.78%的市场份额。仅凭这一项数据就足以说明问题:这些头部机构不仅在国内拥有垄断性的客户基础和业务体量,其收入来源也呈现出极强的多元化和稳定性特征。相比之下,许多华尔街同行在过去十年中过度依赖交易业务带来的波动性收益,而中国头部券商的主营业务收入更多来自承销、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传统稳健业务,现金流的可预测性更强。

其次,是对国家金融系统性稳定预期的外溢认可。当一家券商被评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时,其在极端市场环境下的抗冲击能力被视为受到国家隐性担保机制的缓冲。穆迪此次果断将评级拔高一级至“A3”,折射出国际资本正在修正对中国金融治理有效性的评估模型——他们开始相信,这些头部机构不再是普通商业企业,而是具备国家战略属性的金融基础设施核心节点。这种认知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对金融业风险控制力度的持续加强,以及资管新规后监管框架的日益成熟。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轮评级上调的时间选择也耐人寻味。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部分新兴市场主权信用评级面临下调压力的背景下,三大机构反而集中上调中国头部券商业绩评级,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没有因为外部挑战而动摇,反而在结构性机会面前选择了加固。

钱流向哪里:融资成本与跨境并购

“A”级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变化,而在于资产负债表另一端的利息支出削减。

在国际市场上,信用评级每上升一个等级,通常对应着显著收窄的信用利差。对于一家年发债规模数百亿美元的大型投行来说,从Baa级进入A级区间,融资成本可能下降30到50个基点。在当前的全球高息环境余波下,融资成本的哪怕一个百分点的下调,对于杠杆率较高的投行部门来说,都是纯粹的净利润增厚。更重要的是,高等级信用赋予了企业在市场波动期更强的融资韧性。当信贷市场收紧时,投资级尤其是高等级发行人的融资渠道不会像低评级主体那样遭遇冻结。

更为深远的意图在于加速打造“中国特色国际一流投行”。当前,中国券业的整合浪潮正进入深水期,例如中信证券与海通证券已完成合并重组,新的“国泰海通”体量直逼摩根士丹利等国际大行。手握“A”级信用,不仅降低了内部消化的债务摩擦成本,更为下一步走向海外收购优质投行资源提供了通行证。在国际兼并中,拥有顶尖信用评级的买方往往能在谈判桌上获得更优厚的交易条款和更快的过会审批速度。

以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例,它们的长期发行人评级分别维持在A+和A-区间,这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作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中国头部券商此次集体迈过这道门槛,意味着未来在中美金融开放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中国投行在美欧市场的投融资活动将获得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这些高等级信用主体将成为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主要供给方,进一步巩固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地位。

分化加剧与未来观察点

信用重估潮的背后,也清晰地划出了一道行业分水岭。在这波升级名单中,除了上述三巨头外,包括广发证券在内的部分中型头部机构仍停留在“BBB+”的区间,而中小型券商则多在投机级边缘徘徊。国际资本的“用脚投票”将进一步推高头部机构的信用溢价,导致市场资源、低成本资金以及优质项目向“A级俱乐部”加速集中。头部吃香、尾部承压的行业马太效应将被彻底放大。

这种分化不仅仅是信用评级的差异,更是商业模式的分野。能够维持高等级评级的机构,通常在风险管理、资本配置和业务多元化方面有着更为严格的内部控制体系。而那些挣扎在低评级区间的中小券商,可能需要通过兼并重组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来改善资本结构,否则将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发声能力。这种优胜劣汰的过程,虽然短期内会带来阵痛,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当然,评级调整并不等于立竿见影的成本节约。从宣布调升到实际在境外市场发行低息债券落地,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投资者和行业观察者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具体指标,以验证这场“信用重估”的真实传导效果:

第一,境外发行利差的追踪。未来一年内,这三家券商在离岸市场发行的美元债或欧元债的票面利率是否确实相较于同期同类国家金融机构出现了明显收窄。这是最直接的压力测试,如果由于市场流动性紧张导致利差未能如期收窄,那么评级的实际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并购交割进度。国泰海通合并后的国际化业务版图扩张速度值得密切关注,以及是否有实质性的跨境并购标的完成交割。只有看到实际的并购案例,才能确认“A”级信用真的转化为了一纸通行证的效用。

第三,净资本与杠杆率的变化趋势。在享受更低融资成本的同时,头部机构是否会进一步提高财务杠杆,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国际评级审视。历史经验表明,过度扩张往往是评级下调的前兆,保持适度的杠杆纪律才是维持高等级信用的关键。

在这场由信用背书驱动的全球化竞赛中,拿到入场券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资金运用效率与国际市场份额争夺战,才刚刚开始。对于那些还在观望的中小券商而言,这道门槛的存在提醒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金融业的长跑中,信用的积累需要数十年,而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一次严重的风险事件。中国券业的这场信用重估潮,既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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