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莞“双城记”：如何打造大湾区产业协同的 “超级引擎”？

 

 

编者按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正以“深圳创新+东莞智造”的协同模式，书写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崭新篇章。

 

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以“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持续输出科技创新动能；东莞则依托扎实的制造业根基和土地成本优势，构建起全球领先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这种分工并非简单的产业梯度转移，而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形成的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生态体系，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产业逻辑与经济规律。

 

01产业分工的底层逻辑：要素禀赋的互补性重构

 

深圳与东莞的产业协同，本质上是市场对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结果。深圳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5.8%，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但土地开发强度已逼近50%的警戒线，制造业用地成本高达每平方米2.3万元。反观东莞，其工业用地均价仅为深圳的1/5，且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34个工业大类中覆盖33个，规上工业企业超1.4万家，形成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这种要素错配催生了独特的“总部-制造”分工模式：深圳聚焦芯片设计、软件研发、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而东莞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松山湖）与全球最大智能手机生产基地（OPPO、vivo年产能近2亿台），承接精密制造、智能装备等中端环节。

 

以华为与 OPPO为例，华为松山湖基地负责5G基站研发，而东莞长安镇OPPO工厂实现“10秒造一部手机”的智能制造效率，背后是超9000条设备互联生产线支撑的数字化车间。

 

02协同效应的量化呈现：从数据看价值链跃升

 

（一）创新要素的跨城流动

 

深圳光明科学城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携手共建 “光明 — 松山湖创新走廊”，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两大科学城聚焦物质科学、信息科学等前沿领域，布局散裂中子源二期、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形成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技术转化” 的全链条研发联动。

 

2024 年，松山湖科学城引进博士 6300 余人，博士后科研平台达 103 家，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深圳大学等共建联合实验室，在微型伺服电机、机器视觉、先进材料等领域突破 17 项 关键技术。

 

（二）制造能力的指数级跃迁

 

东莞通过“机器人+”行动计划，2024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29万台，同比增长21.7%，推动6407家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工业技改投资增长55.5%。这种智能化改造使OPPO工厂生产周期从16天压缩至6天，用人效率提升40-50%。

 

深圳企业拓斯达研发的 X5 机器人控制平台，依托东莞生产基地实现全链条国产化，替代进口设备成本降低 30%，推动珠三角地区智能装备产业本土化率提升至 75%。

 

（三）经济产出的协同倍增

深莞协同的经济效应呈现显著的 “1+1>2” 特征，其中两地电子信息产业协同规模突破 2 万亿元，形成从芯片设计、零部件生产到整机制造、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在智能手机领域，深圳企业掌握海思芯片设计、鸿蒙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东莞贡献全球 1/4 的整机产能，大湾区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从 2018 年的 32% 提升至 2024 年的 48%，超越北美、日韩等传统产业集聚区。

 

03制度创新的催化作用：政策工具箱的破局效应

 

（一）空间载体的战略布局

 

深圳都市圈规划将东莞定位为“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副中心，松山湖科学城、滨海湾新区等七大战略平台累计签约项目187个，固定资产投资超200亿元，形成“源头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生态。

 

其中滨海湾新区引入紫光芯云产业城（总投资621亿）、欧菲光电影像项目（54亿），构建千亿级半导体产业集群；长安 — 光明跨界合作区探索 “飞地经济” 模式，实现土地指标、税收分成等政策突破。

 

（二）人才政策的精准滴灌

 

东莞推出 “安居乐业” 人才政策体系，构建覆盖 “引才 — 育才 — 用才 — 留才” 的全周期服务网络。应届生最高可获 10 万元生活补贴，创业者可申请最高 500 万元贴息贷款，配套建设 4000 套青年公寓及人才子女专项教育通道。2024 年，东莞引进博士 6300 人，技能人才总量达 125 万人。

 

vivo 东莞总部推出 “V-young 种子计划”，与深圳高校共建联合培养基地，实施 “技术 & 管理双通道” 晋升体系，累计培养研发骨干 3000 余人，形成 “政策引才、企业用才、生态留才” 的良性循环。

 

（三）金融工具的杠杆撬动

 

东莞设立百亿元智能机器人产业基金，通过 “数字贷” 贴息政策降低企业转型成本。2024 年东莞 A 股上市公司达 59 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 189 家。

 

盘古信息等企业为 500 家工厂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拉动相关产业年产值增长 20%，形成创新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深度耦合。

 

04挑战与突围：深莞协同的进阶之路

 

尽管成效显著，但深莞协同仍面临三重考验：

 

（一）产业同质化隐忧

 

随着深圳产业外溢加速，东莞部分镇区出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现象。如电子信息产业在长安、虎门、塘厦等镇高度集中，导致土地利用率下降、环保压力增大。

 

破解之道在于构建 “分区定位、错位发展” 的产业格局：东莞北部依托松山湖科学城，聚焦高端装备；南部对接深圳光明科学城，主攻智能终端；中部依托滨海湾新区，发展数字经济，形成 “北装备、南终端、中数字” 的差异化发展格局。

 

（二）要素流动壁垒

 

尽管有政策推动，跨城要素流动仍存在制度性障碍。深圳某机器人企业反映，其东莞生产基地科研人员申请深圳人才住房需额外审批，流程耗时超 3 个月。两地科研设备共享、创新券互认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

 

对此，需建立深莞人才资格互认机制，探索“创新券”跨区域使用，保障关键环节稳定畅通。

 

（三）公共服务落差

东莞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与深圳存在差距。深圳南山区某生物企业高管坦言：“总部留在深圳，但生产基地扩张到东莞，最大的挑战是员工子女教育和就医问题。”

 

为此，东莞需加快引入深圳优质教育资源，与深圳中学、深圳实验学校合作办学，建设基础教育园区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逐步缩小两地民生差距，增强东莞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05未来图景：全球级创新走廊的崛起

 

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新起点，深莞协同的终极目标指向世界级创新走廊的构建，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生态 “三位一体” 的发展共同体。

 

（一）科技走廊：全球创新策源地

 

沿深莞边界打造 “100 公里创新带”，串联深圳光明科学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深圳坪山高新区等创新节点，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

 

目标到 2030 年建成 3-5 个世界顶尖大科学装置，集聚 100 家全球顶尖实验室与研发机构，形成 “基础研究 — 应用开发 — 成果转化” 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借鉴美国硅谷 “斯坦福 — 硅谷” 创新轴经验，建立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网络，力争在 5-10 年内诞生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

 

（二）产业走廊：万亿级先进制造集群

 

深化 “深圳创新 + 东莞智造” 模式，在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培育 5 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参照德国 “工业 4.0” 经验，建立深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联合体，推动 5G、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深度应用。

 

目标到 2028 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打造 100 个智能工厂、500 条数字化生产线。同时，构建 “双循环” 战略支点，依托深圳前海自贸区、东莞滨海湾新区等开放平台，打造 “买全球、卖全球” 的跨境贸易枢纽，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三）生态走廊：产城融合典范

 

借鉴新加坡 “智慧国” 与荷兰 “循环经济” 理念，在深莞交界区域规划建设生态智慧新城。该区域预留 20% 用地用于绿地、湿地与公共空间，构建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的城市格局。

 

引入智能交通系统、绿色能源网络、智慧市政设施，打造碳中和示范园区；布局国际学校、高端医院、文化艺术中心等配套设施，构建“产城人文”深度融合的示范样本。

 

06结语

 

“深圳创新+东莞智造”的协同模式，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突围实验。未来的城市竞争力，不再取决于单一城市的资源禀赋，而在于能否构建开放、共享、弹性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当东莞洪梅镇的氢能产业园与深圳坪山的固态电池实验室形成技术闭环，当松山湖的散裂中子源为深圳新材料企业提供微观结构解析，这种协同已超越简单的空间分工，升维为创新生态的共生关系。这场静默的产业革命，或将重新定义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