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逃票坠亡，景区 “免责”：规则和生命，到底谁该让步？| 热点舆评

近日，“女孩逃票进入景区后坠亡，家属索赔 95 万，法院判决景区无责”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激烈的舆论争议。这起悲剧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伤痛，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对规则意识、生命价值、司法公正的多维思考。

法院判决强调“法理优先”，标志着对“和稀泥式裁判”的摒弃，而公众争议则凸显了法律理性与人性同情的复杂张力。

类似案件（如2021年江西庐山逃票坠亡案）的判决一致性，也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对个人责任边界的界定趋势。

2024年暑假期间，正在读大三的高琳琳（化名）告知父母要与同学外出散心，实则独自前往几百公里外的江西九江某自然风景区，并选择逃票进入景区。此后，高琳琳失联，警方经过3天搜索，在山崖下方约50米处找到一具高度腐败的女性尸体，经确定死者正是高琳琳。

事发后，高琳琳的父母与景区协商，达成补偿协议并获得4万元补偿。然而，几个月后，家属又以景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景区告上法庭，索赔95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定，景区作为开放式户外景点，沿途设有醒目的安全警示牌，临崖观景台设有1.2米高护栏，符合法定要求，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推定女孩死亡系自身故意造成，最终判决景区无责，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从法律角度来看，法院的判决有着明确的依据。女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逃票进入景区的行为违反了规则，属于 “非法进入”。景区通过设置 1.2 米的护栏以及警示标识，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法律的天平上，规则的遵守与否是衡量责任的重要砝码，这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维护。

然而，在道德和人性的层面，许多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生命权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当一个年轻的生命消逝，人们难免会心生怜悯。

质疑判决的声音认为，景区即便面对逃票者，也应当承担更多的安全保障责任。比如，是否可以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杜绝逃票现象，或者对非购票通道进行更全面的安全警示和风险管控。

这种观点背后，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温暖的呼唤。

在个人责任与社会同情的博弈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女孩自身的逃票行为、抑郁症病史以及与家人的争执，被认定为 “自甘风险” 和重大过失。但社会也在反思，我们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是否足够？家庭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沟通和引导是否到位？

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反映出社会和家庭在关爱和支持方面可能存在的缺失。

“人道补偿” 与 “法律赔偿” 的界限同样引发了公众的热议。家属在接受 4 万元补偿协议后又提起诉讼，这一行为引发了对 “契约精神” 的质疑。

人道主义补偿体现了社会的温情，但它与法律责任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争议也提醒我们，在处理类似事件时，需要更加明确两者的界限，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误解。

自然景区的管理困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保护自然景区的原始风貌和生态环境，不能过度人工化；另一方面，又要确保游客的安全。这就需要在安全与景观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通过合理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来实现两者的兼顾。

这起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深远的。它让我们看到，规则与人性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而是需要在实践中找到平衡。

法律的判决是对规则的坚守，而公众的争议则是对人性的关怀。我们不能因为强调规则而忽视了人性的温暖，也不能因为同情而破坏了法治的根基。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规则意识的培养，同时也要关注人性的需求，通过完善的制度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